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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校车事故之前,女儿喜欢画风景,从平原到池塘,但是出事之后,则喜欢画人物,“画一些她班级里的孩子,可能也意识到周围的人说不定哪天就会离开她。”早餐是在姥姥家里吃的面食,和很多南方孩子不同,王文洁喜欢吃面条,总是用筷子将一缕面条卷起来,再慢慢地送进嘴里。孩子不在家的时候,邵大姐开始算账,去年的5亩地种了棉花和大蒜,收成不好,年收入只有3万来元,“所有来收购的人像商量好了一样,拼命压低价格。”这位母亲新年的初步打算是,减少棉花的种植,尝试多种点小麦,“不信来年收成达不到5万元钱。”邵大姐有自己的考虑,总要给孩子多留点钱,“万一以后再出什么意外事端呢。”徐州校车事故,去世的孩子每人每家赔了50万元,受伤的孩子也赔款几千到上万元不等,“我孩子在车里脚崴了,集体去医院检查时非得逞强,说自己没有伤,结果我们家一分赔款都没拿到。”每次提到这里,邵大姐都会恨恨地抱怨一句,但是最后又会自言自语,“50万元也买不来孩子一条命啊,要我说一亿元都买不来。”9岁的王文洁没有心情考虑母亲算的那笔账,最近,她在烦恼做新衣服的事情。元旦时,母亲给她买了一条牛仔裤,但是穿起来瘦了一些,显得小腿有些臃肿。“孩子这段时间长得很快。”邵大姐说。这件事的直接结果就是,王文洁拒绝穿新裤子出门。昨天,她终于和母亲达成了和解,用家里剩下的棉花再做一件大衣,要有收腰的那种。为此,女孩开心了一整天。高兴之余,王文洁还“得寸进尺”提出要求,想要一辆电瓶车做新年礼物。“不是都有新衣服了么?”邵大姐有点不满,但是孩子接下来说的话又有点让她感动。“我可以自己学着骑车,等我到了12岁,就不用你再接送我了。”女儿这么说,是因为校车出事后,学校取缔了私人校车。现在每天她去学校,母亲都要骑着电瓶车往返接送她4次,耗时2个多小时。邵大姐经常想,如果来年再有一辆新的校车该多好啊,为此,她还和家人说过自己的愿望。不过女儿则提出了更具体的要求,要涂成粉红色的,上面有卡通图案,保证每个人都有座位,“不会出事故的校车,窗子又大又明亮,让阳光能洒在每个角落。”甘肃校车·于丹最想吃一块蛋糕在电话里,5岁的甘肃女孩于丹给人感觉是,像5月的花儿一样灿烂美好。声筒的旁边,传着嘈杂的《喜羊羊与灰太狼》主题曲,孩子的思绪经常被动画片所吸引,但是她依然奶声奶气地告诉记者,自己觉得奶油蛋糕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想了想她又补充,没有蛋糕,天天吃巧克力也行。而孩子的爸爸,西北汉子于彦雄则对记者说,前天是小儿子一周岁的生日,第一次让孩子吃上了蛋糕,“之前女儿过生日,想给她买,但是没舍得。”如果没有11月16日的甘肃校车事故,于彦雄可能还在上海一家汽配厂做保安,妻子还在城里打工。这个新年,5岁的于丹和弟弟将作为标准的留守儿童,和爷爷奶奶度过。不过目前,一家六口挤在十几个平方米的屋子中,女儿于丹吵着看电视,母亲和奶奶在厨房打转,弟弟则睡醒了躺在炕上哇哇大哭。因为女儿在校车中头部受了重伤,于彦雄把原来每个月3000多元的工作辞了,专心在家里做起了“保姆”。“家里完全失去了经济来源,但是事情不能这么看,我可以每天陪着女儿,让她的脑瓜不再受任何伤害。”这个30多岁的男人也在发愁,“我总觉得女儿现在走路走快了,两条腿有点不协调。”虽然医生一再告诉他,这是脑部受伤留下的后遗症,需要时间来康复。但是医生不知道他打的算盘,“我还希望孩子长大以后能成为舞蹈演员呢。”于彦雄说,出事之后,孩子拒绝去上学,因为脑部创伤让她无法好好写字。所以,他就转变思路,想让女儿向文艺界发展,为此他还专门在元旦时给孩子做了一身舞台表演服装。5岁的于丹深解父亲心意,每晚都会穿上新衣服跳上两段,然后向父亲邀功讨巧克力吃。“不能吃得太胖,以后衣服都穿不下了。”父亲偶尔会这么吓她。回想过去的近两个月,于彦雄觉得自己还不如一个5岁的孩子。虽然在校车事故后不久,女儿曾经害怕、胆怯、甚至暴力,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不安的元素在不断地退却。“我却不同,总觉得那场事故会一直留在我的心里,留下永远的阴影。”在之前,于彦雄曾因为赔偿问题和政府决策而愤怒,直到现在,他依然觉得这个家庭在那场事故中受伤太重。好好活着·死亡电梯记者 陈小向2011年7月5日上午9时36分,北京地铁4号线动物园站A口电梯发生溜梯故障,导致电梯上的数十个地铁乘客从高处摔下,事故造成一个13岁孩子死亡。这个孩子叫吴世博,13岁。他的父亲吴丛林说,好好活着,等一个道歉。那次电梯事故之后的第55天,吴丛林送他另一个孩子娜娜去开学,娜娜是吴丛林死去儿子吴世博的姐姐。看着女儿走进校园的背影,吴丛林不禁眼眶湿润。如果没有那场事故,9月1日开学这一天,他的儿子吴世博也应该顺利地进入安徽亳州二中,跟姐姐一起成为家里的骄傲。吴丛林一家人至今仍在后悔那趟北京之旅。2011年7月5日上午9点36分,北京地铁4号线动物园站A口电梯发生溜梯故障,导致电梯上的数十名地铁乘客从高处摔下,事故造成一名13岁孩子死亡。孩子叫吴世博,吴丛林的“宝贝儿子”头破血流地躺在北京地铁4号线动物园站A口电梯下面。姐姐娜娜脊椎压缩性骨折,爸爸吴丛林身体也多处受伤。这是13岁的吴世博第一次坐地铁,也是最后一次。吴世博6月刚刚小学毕业。他成绩优秀,是一个孝顺乖巧的孩子,刚刚考上安徽毫州当地一所还不错的初中。作为奖励,爸爸吴丛林决定带他和姐姐去北京旅游。北京地铁4号线奥的斯公司有产品缺陷问题的电梯引发的事故,改变了吴丛林一家人的命运。1 2 3 4 5上一页下一页
[导读]有的时候,对于一些人来说,活下去就是胜利。在即将到来的新一年中,我们要好好活着。因为活着就意味着可能,因为活着就意味着我们仍能够选择。所以,我们更要为“好好活着”的中国人加油。孩子死了·家里的欢乐也消失了一家人的欢乐时光恍若前世,现在弥漫在吴丛林家里的只有沉默的空气和家人之间恍惚的眼光。吴丛林说:“妻子现在精神有点恍惚,一直缓不过来。吴世博的姐姐也不怎么说话,虽然小女孩在我们大人面前表现得很坚强,但是那毕竟是跟她朝夕相处了13年的弟弟,哪会不想呢。”家里现在一张孩子照片也看不到。“回来之后,我就把照片都收起来了,不想看到,难受。”吴丛林说。吴世博的奶奶本就卧病在床,听到孙子没了的消息更是病上加病,吴世博遭遇事故死亡15天后,奶奶也随之而去,老家只剩下爷爷一人。吴丛林在事故中受伤的腿还没有恢复,“医生说可能会一辈子留下后遗症。”吴丛林更担心的是女儿娜娜,女儿也在那次事故中受伤,如今背部皮肤仍然没有恢复,一直不能洗澡。现在吴丛林每天一大早就起来,准备早饭,等女儿一起吃了,就送她去上学。然后回家,跟妻子一起,看看电视打发时间。他偶尔去医院取药,或在邻居家坐一坐,“家里的生意已经停在那了,没有心情做。”吴丛林说。吴丛林来自农村,自从结婚后,他跟妻子来到城里做生意,慢慢有了积蓄,日子开始好转。他们在安徽亳州城郊安了家,两个孩子也在城里上了学,曾是一个温馨的4口之家。吴丛林说:“以前一家人在一起晚上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看电视剧《家有儿女》,1-3部都喜欢看。”说到现在,吴丛林说看得最多的是法治节目,“喜欢看那些节目里对这些社会事件的分析和法律解读。”不过看到一些事故性的新闻,吴丛林说:“心里还是会咯噔一下,不好受。”虽然家里的照片都收起来了,但是吴丛林仍在电脑里保留了几张吴世博跟他去北京玩时拍的照片。照片里的吴世博一脸稚嫩地看着镜头,旁边站着他的爸爸和姐姐,背后是北京天安门。他正在迅猛地生长发育,身高快超过爸爸了。从北京回老家,吴世博只能安静地躺在一个小小的骨灰盒里,陪伴他的还有一份签了保密协议的赔偿金。好好活着·等一个道歉说起未来的生活,吴丛林说:“我现在没有任何打算,也不想做什么事,等过了年再想吧。”不到40岁的年纪,吴丛林好像遭到了重重的一锤,被生活打倒了。但是有一件事,他始终注意着,那就是北京地铁4号线电梯事故的调查。去年11月25日,北京地铁4号线电梯事故调查报告公布,调查组认定此为一起责任事故,奥的斯产品缺陷问题导致事故发生。吴丛林是从网上看到这一消息的。自从吴丛林家里得到赔偿带着吴世博的骨灰离开北京后,他们跟北京方面再无联系。这一点让吴丛林一家耿耿于怀:“我们回来之后,奥的斯公司一个安慰、道歉的电话都没有打来,事故调查报道出来我也是从网上看到的,根本没人跟我们说。”吴丛林的妹夫,发生事故后一直由他负责跟奥的斯公司协商,他更加气愤地说:“那个奥的斯公司太没有人性了,我说要他们提供一辆车把我侄子的骨灰还有赶到北京的亲属一起送回老家,他们不干。现在人回来了,奥的斯公司一个慰问的电话都没有打来,一点人性都没有。明年我侄子一周年的时候,我一定要去搞一搞他们,还要继续闹。”具体怎么闹,吴丛林说,还没想好。他在北京的时候还向奥的斯公司建议,加强行人乘电梯时的安全宣传,“只得到对方冷冷的一句:这不是你该管的事。”现在吴丛林也不想去管这些事,他说:“我现在最想要的,就是奥的斯公司能给我们打一个电话,不说什么,你安慰一下,道个歉也好。我们现在生活也不是很理想,我们需要的也只是奥的斯公司打一个电话而已。”好好活着·自由记者 曹晶晶他们说,好好活着就是像普通人一样生活就是撑起一个完整的家2011年,徐武和时家兄弟的命运都经历了过山车般的翻腾。为了高墙之外的天空,他们辗转挣扎,拼尽力气,终有所成。在被精神病院收治的四年里,武汉的“精神病人”徐武企图通过不断“自救”引起关注。他曾两度“飞跃疯人院”,一次北上,一次南下,闹到天翻地覆、跨省追捕,但都没有找回他想要的自由。就在媒体失声、观者绝望时,他又被戏剧化地悄悄送出医院,却依然顶着精神病人的帽子,依然受到监控。“没法找工作,找女朋友。”徐武感慨。好好活着,对他来讲,就是要成为一个普通人。2011年1月,一条出自官方的消息被广泛报道:河南禹州农民时建锋使用挂有假军车牌照的货车疯狂营运,8个月偷逃过路费368万元,被判无期徒刑。一片哗然之下,引发天价过路费如何算出来的质疑。而一直替弟弟顶罪的农民时建锋,终于在无期徒刑的重压下说出了实情,并牵出了幕后的武警,弟弟也随之自首救兄。2011年12月5日,天价过路费案重审,时建锋的刑期从无期变成了两年半,弟弟时军锋则还要服刑七年。还有几个月,曾经以为将在铁窗里度过漫漫余生的时建锋就能重获自由。他将与整日以泪洗面的老母亲团聚,也将面对一贫如洗的家庭,弟弟时军锋的两个孩子和兄弟两人的6万块罚款。好好活着,对他来说,就是要咬牙支撑着这个家,等待弟弟时军锋的归来。这是两个关于追寻自由的故事。徐武:好好活着,像普通人一样2011年12月31日傍晚,首都大酒店,某微博年会的现场。没有多少人认出徐武,在熙熙攘攘的会场里,他有些寂寥。当天,他是主办方最特殊的嘉宾。作为2011年里最为引人关注的新闻人物,他一度接到嘉宾的邀请。但当获知徐武仍然受到监控,行动不自由后,主办方不得不放弃了邀请。12月29日,徐武却偷偷溜出了监控者的视线,自己买了北上的火车票,出现在了年会的现场。“我需要媒体的帮助。”徐武执着地想向武钢医院讨要一个说法。徐武被武钢第二职工医院精神科收治放出来时,带着一纸诊断:“患有偏执性精神障碍,建议监护治疗,定期临床评估”。出院后,武钢的干部曾到徐家,让徐武去上班,但徐武拒绝了这个建议,他担心又被送进医院。回到家的他,一直在几个陌生人的监控之下。他们不让徐武出门,也不让徐武的亲朋好友看望他。“问他们到底是什么人,他们不说,只说是保护我的”。刚刚回家的那段时间,徐武被看得很紧,后来慢慢放松了。8月份,徐武出逃过一次,刚跑到武汉火车站,就被几个人拖了回来。这次,徐武再次逃脱监视。学乖了的他先坐汽车离开了武汉,接着再坐火车,北上来到北京。他不敢再上访,怕被抓回去,这次,他专门找新闻单位。“我想再找一家单位给我做鉴定,没病为什么一定要说我有病?顶着精神病人的帽子,我既不能工作,也找不到女朋友。他倔强地说。过去悲惨的经历并未改变他的信仰和执着。可是,精神病鉴定需要监护人的委托,而徐武的父亲已经不愿意在委托书上签字了。“好不容易出来,就别折腾了。弄不好再进去了,那可怎么好?”徐桂斌忐忑不安,担心儿子因此再招惹来麻烦。儿子的想法却和父亲大相径庭。这个春节徐武说,他可能不回武汉了。“要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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